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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城“四知書舍”特約105

司馬遷的初心追求和使命擔當(下)

郭文劍 商丘網—商丘日報 2019-11-29 01:04

《春秋》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司馬遷對此情有獨鐘,但因為時代不同了,他所處的漢朝正處在天下一統的漢武中興盛世,寫史自然不會再沿用孔子那種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用司馬遷的話說:“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即賢能之士得不到任用,這是國君的恥辱;國君英明圣智而得不到廣泛宣傳,這是主管官員的失職。“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意思是說我當太史令,如果撇開圣明賢德不記載,埋沒功臣世家賢大夫的功績不記述,忘卻了先父的遺囑,罪責再大不過了。所以說,“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意思是我只是所謂敘述故事,整理世世代代傳授的東西,并不是所謂創作,不能簡單拿來跟孔子作《春秋》相比。

司馬遷此說充滿對古人圣賢的敬畏之情,自然也有忠誠踐諾的謙虛胸懷。

于是,司馬遷帶著歷史的責任感和使命的神圣感,當太史令先是與人合作為漢朝修改歷法,成功編訂《太初歷》之后,正式開始了《史記》的寫作。他利用漢興以來匯集到太史府的蕭何造律、韓信軍法、張蒼規章、叔孫通禮儀等文獻資料,搜集天下散失的古事遺文,忍辱負重,矢志不移,“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具備了系統的綱目。“同一時期而不同世系,年代先后不大明白,作十篇表;禮樂增減、律歷改變、兵家權謀、山川改造、鬼神迷信、天人關系,承敝而通變,作八篇書;輔弼之臣忠信不渝,堅守臣道,以侍奉君主,作三十篇世家;扶持正義、卓異不凡,抓住時機、建功立業,名載史冊,作七十篇列傳。”歷經十四年艱苦卓絕的耕耘、“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成一家之言的皇皇巨著《太史公書》終于大功告成。

(二)司馬遷在生死榮辱考驗面前的勵志傳奇

孟子說過:“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心懷天降大任的司馬遷對早他三百年的孟子說的這番話體會更深,因為他在開始寫作《史記》七年后因言獲罪,接著面臨的生死、困苦、榮辱考驗,與孟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名篇中所列舉的舜、傅說、管夷吾、孫叔敖等先賢的勵志遭遇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對自己的遭遇只寫了區區九個字,“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云淡風輕地一筆而過,而留給后人的卻是他面對“身毀不用”逆境作出的勵志選擇:向圣人先賢學習,“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作也”。這些圣人先賢,都是滿懷悲憤無處發泄——“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所以才敘述往事、啟迪后人——“故述往事,以師來者”。愈挫愈奮,我索性從三皇五帝的唐堯、黃帝寫起,一直寫到當下!

司馬遷到底經歷了怎樣的生死榮辱考驗,在考驗面前又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史記》只有雪泥鴻爪的片言只語,這是司馬遷不計較個人榮辱、立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寫史的必然。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后又經歷七年,即到了漢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記》已基本成稿。這年,少卿任安在朝廷“蠱惑之禍”中受牽連入獄,向在漢武帝身邊當中書令的好友司馬遷寫信求救,于是司馬遷給獄中好友回復了一封著名書信《報任安書》。就是在這封私信中,司馬遷抒發了自己在《史記》中說不出的屈辱、悲憤、無奈和初心堅守。

事出漢匈之戰。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漢朝悍將李陵出兵匈奴,雖頑強作戰、血拼到底,但終因孤軍深入、寡不敵眾而被俘甚至投降。漢武帝很震怒、食不甘味,司馬遷本來是抱著寬慰皇帝的心情而仗義執言,替李陵說了幾句雖敗猶榮、也許是為保存力量假投降的話,結果造成漢武帝誤會他攻擊沒及時救援的貳師將軍而替敗軍之將李陵辯護,以誣上的罪名將其判了死刑。那時候死罪想活命有兩個補救辦法,一是拿五十萬貫錢贖罪,司馬遷一介書生根本拿不出;二是以宮刑也稱腐刑、極刑代替問斬,一般人不愿受這生不如死的羞辱,甘愿領死。47歲的司馬遷因為有使命在身,毅然而又無奈地選擇了后者。宮刑后,司馬遷又被任用為皇帝身邊的中書令,形同宦官。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時年55歲的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袒露心跡,“所以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意思是說,面對宮刑這奇恥大辱,我之所以茍且偷生,身陷污濁的監獄中而不肯死,是只恨我心中的志向還沒完成,如果就這樣窩窩囊囊地死了,我的文章就不能流芳后世了……我費盡心思寫《史記》,像古代圣賢一樣,也是想探求天道與人事的關系,貫通古往今來變化的脈絡,成為一家的言論。剛開始草創還沒成書,恰恰遇到這場災禍,我痛惜這部書還沒有完成,因此只要能活著即使受到再殘酷的刑罰我也認了。我確實想完成這部書,完成后把它先藏在名山之中,然后再傳給志同道合的人,繼而讓它廣傳天下。那么,我便抵償了以前自己受到的奇恥大辱,即使受再多的侮辱,難道我會后悔嗎?

見聞曰:事實證明,司馬遷忍辱偷生、以無我的精神、歷經十四年寫就的史學經典《史記》,達到了或者說遠遠超過了他當時能夠想象的影響力,堪稱響徹古今中外,盛贊汗牛充棟,甚至連我這孤陋寡聞之人也在兩千多年后的今天一讀傾心,竟用了兩年多時間苦讀,而且留下了累計20多萬字的讀史隨筆。

編輯: 賀宇   責任編輯:李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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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的初心追求和使命擔當(下)
2019-11-29 01:04   郭文劍   商丘網—商丘日報   我要評論 

《春秋》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司馬遷對此情有獨鐘,但因為時代不同了,他所處的漢朝正處在天下一統的漢武中興盛世,寫史自然不會再沿用孔子那種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用司馬遷的話說:“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即賢能之士得不到任用,這是國君的恥辱;國君英明圣智而得不到廣泛宣傳,這是主管官員的失職。“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意思是說我當太史令,如果撇開圣明賢德不記載,埋沒功臣世家賢大夫的功績不記述,忘卻了先父的遺囑,罪責再大不過了。所以說,“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意思是我只是所謂敘述故事,整理世世代代傳授的東西,并不是所謂創作,不能簡單拿來跟孔子作《春秋》相比。

司馬遷此說充滿對古人圣賢的敬畏之情,自然也有忠誠踐諾的謙虛胸懷。

于是,司馬遷帶著歷史的責任感和使命的神圣感,當太史令先是與人合作為漢朝修改歷法,成功編訂《太初歷》之后,正式開始了《史記》的寫作。他利用漢興以來匯集到太史府的蕭何造律、韓信軍法、張蒼規章、叔孫通禮儀等文獻資料,搜集天下散失的古事遺文,忍辱負重,矢志不移,“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具備了系統的綱目。“同一時期而不同世系,年代先后不大明白,作十篇表;禮樂增減、律歷改變、兵家權謀、山川改造、鬼神迷信、天人關系,承敝而通變,作八篇書;輔弼之臣忠信不渝,堅守臣道,以侍奉君主,作三十篇世家;扶持正義、卓異不凡,抓住時機、建功立業,名載史冊,作七十篇列傳。”歷經十四年艱苦卓絕的耕耘、“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成一家之言的皇皇巨著《太史公書》終于大功告成。

(二)司馬遷在生死榮辱考驗面前的勵志傳奇

孟子說過:“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心懷天降大任的司馬遷對早他三百年的孟子說的這番話體會更深,因為他在開始寫作《史記》七年后因言獲罪,接著面臨的生死、困苦、榮辱考驗,與孟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名篇中所列舉的舜、傅說、管夷吾、孫叔敖等先賢的勵志遭遇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對自己的遭遇只寫了區區九個字,“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云淡風輕地一筆而過,而留給后人的卻是他面對“身毀不用”逆境作出的勵志選擇:向圣人先賢學習,“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作也”。這些圣人先賢,都是滿懷悲憤無處發泄——“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所以才敘述往事、啟迪后人——“故述往事,以師來者”。愈挫愈奮,我索性從三皇五帝的唐堯、黃帝寫起,一直寫到當下!

司馬遷到底經歷了怎樣的生死榮辱考驗,在考驗面前又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史記》只有雪泥鴻爪的片言只語,這是司馬遷不計較個人榮辱、立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寫史的必然。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后又經歷七年,即到了漢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記》已基本成稿。這年,少卿任安在朝廷“蠱惑之禍”中受牽連入獄,向在漢武帝身邊當中書令的好友司馬遷寫信求救,于是司馬遷給獄中好友回復了一封著名書信《報任安書》。就是在這封私信中,司馬遷抒發了自己在《史記》中說不出的屈辱、悲憤、無奈和初心堅守。

事出漢匈之戰。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漢朝悍將李陵出兵匈奴,雖頑強作戰、血拼到底,但終因孤軍深入、寡不敵眾而被俘甚至投降。漢武帝很震怒、食不甘味,司馬遷本來是抱著寬慰皇帝的心情而仗義執言,替李陵說了幾句雖敗猶榮、也許是為保存力量假投降的話,結果造成漢武帝誤會他攻擊沒及時救援的貳師將軍而替敗軍之將李陵辯護,以誣上的罪名將其判了死刑。那時候死罪想活命有兩個補救辦法,一是拿五十萬貫錢贖罪,司馬遷一介書生根本拿不出;二是以宮刑也稱腐刑、極刑代替問斬,一般人不愿受這生不如死的羞辱,甘愿領死。47歲的司馬遷因為有使命在身,毅然而又無奈地選擇了后者。宮刑后,司馬遷又被任用為皇帝身邊的中書令,形同宦官。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時年55歲的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袒露心跡,“所以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意思是說,面對宮刑這奇恥大辱,我之所以茍且偷生,身陷污濁的監獄中而不肯死,是只恨我心中的志向還沒完成,如果就這樣窩窩囊囊地死了,我的文章就不能流芳后世了……我費盡心思寫《史記》,像古代圣賢一樣,也是想探求天道與人事的關系,貫通古往今來變化的脈絡,成為一家的言論。剛開始草創還沒成書,恰恰遇到這場災禍,我痛惜這部書還沒有完成,因此只要能活著即使受到再殘酷的刑罰我也認了。我確實想完成這部書,完成后把它先藏在名山之中,然后再傳給志同道合的人,繼而讓它廣傳天下。那么,我便抵償了以前自己受到的奇恥大辱,即使受再多的侮辱,難道我會后悔嗎?

見聞曰:事實證明,司馬遷忍辱偷生、以無我的精神、歷經十四年寫就的史學經典《史記》,達到了或者說遠遠超過了他當時能夠想象的影響力,堪稱響徹古今中外,盛贊汗牛充棟,甚至連我這孤陋寡聞之人也在兩千多年后的今天一讀傾心,竟用了兩年多時間苦讀,而且留下了累計20多萬字的讀史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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